在此次危機中，中國應提出清晰、利己的金融外交戰略，讓金融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軟實力之一

　　金融危機不僅是時下最時髦的話題，更是經濟學中一個最為經久不衰的話題。考察一下經濟思想史，沒有任何一個主題能像金融危機一樣引起經濟學家最多的關注，關于恐慌與過熱的文章汗牛充棟，非我們的心智所能及。然而，盡管經濟學的理論架構美輪美奐，殿堂里群星璀璨，但就金融危機這個人類經濟體上的“瘟疫”而言，不要說特效的藥方，不夸張的說，經濟學似乎對此根本就無能為力。以致于很久以前，美國一個參議員就發出了意味深長的悲嘆：“我深知我的國家，她能平靜地支持任何事情，但金融危機除外。”

　　如果從歷史的角度考察，人類經濟史上發生了的金融危機大大小小已經不下數百起，除了巴菲特總結的“在一些特定時期，總有許多愚蠢的人擁有許多愚蠢的錢”這一點共性之外，任何一起金融危機從原因到爆發的形態乃至對人類經濟興衰的影響，似乎都是獨一無二的。也正因為如此，每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發生之后，有兩件事基本也是確鑿無疑的：一是為危機尋找罪魁禍首，二是很多國家都試圖利用危機帶來的機遇，重新劃分世界經濟乃至政治的版圖。

　　比如，1929年大崩潰發生后，美國總統胡佛一直堅持認為歐洲應該對大衰退負責，雖然他承認美國在危機中有一定的“失誤”，但主要錯誤是“歐洲的那些沒有勇氣面對這些問題的領導人犯下的錯誤”。這和當下美國指責危機的根源是中國等新興國家的“高儲蓄”引誘美國人民高消費何其相似乃爾。與互相推卸責任伴隨的，則是各個經濟體試圖變“危”為“機”，在亂局中利用大國的興衰沉浮實現崛起的夢想。這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后，體現的淋漓盡致，無論是歐盟，還是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無不把本次危機視為結束美元霸權地位，改變國際金融秩序的絕佳機會，國內鼓噪中國如何利用這次危機，提前實現“搶班奪權”目標的鼓噪更是不絕于耳。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其震撼世界的名著《大國的興衰》中，通過研究1500年到2000年近500年來世界經濟變遷與軍事沖突的歷史，認為決定一個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力量對比變化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各國國力增長速度的不同，二是技術突破和組織形式的變革。各國力量增長和技術不同，不僅使全球力量對比發生變化，也逐漸影響到政治和軍事力量的對比。因此，從長遠看，在每個大國經濟的興衰與其作為一個軍事大國的興衰之間，有一種顯而易見的聯系。按照肯尼迪的結論，決定大國興衰的，除了技術力量和軍事實力之外，還要看與鄰國力量的對比，因為在國際體系中，財富與力量總是聯系在一起的。

　　但是，縱觀肯尼迪的宏大敘述，從來沒有認為世界性的金融危機是大國興衰的一個可以考慮的因素。比如，在1929年大崩潰中，連續不斷的蕭條使得美國遭受的損害比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更為嚴重。然而，最終改變國際格局的，卻是后來發生的戰爭，遭受金融重創的美國卻因二戰而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再從全球爆發的局部性的金融危機來看，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事實上都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大國競爭的格局，在風浪平息之后，在亞洲最具長遠競爭力的，仍然是這些飽受金融重創的國家，香港的國際金融地位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

　　本次危機中大國的博弈

　　事實上，自次貸危機爆發以來，關于美國衰落、美元的統治地位和全球金融版圖即將改變的討論一段時間甚囂塵上。

　　主流的觀點認為，金融危機將重創美國的霸權地位，美元日漸式微，國際金融新秩序的建立只是時間問題。各大國更是躍躍欲試，歐盟輪值主席巴羅佐強調:“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全球金融秩序。”薩科奇提出新布雷頓森林體系，其核心是約束美國的美元隨意發行，從而終結美元時代，使國際貨幣體系進入一個多極化的時代。薩科奇說：“我們沒有權利讓建立在21世紀的金融體系的運氣與機會從我們手中流走”。“金磚四國”也在去年11月15日召開的全球金融峰會上提出了增加話語權和參與權的強音。

　　然而，隨著金融危機的延伸，歐洲最終成為金融危機的重災區，東歐成為風暴的中心，亞洲等新興市場無一幸免，“金磚四國”除中印之外，全盤盡墨，美國通過美元這個“特洛伊木馬”成功將危機轉嫁給了全世界，因此，試圖利用金融危機改變國際格局的聲音已經沒有之前那么強烈，這也應證了金融危機并不會改變世界版圖的歷史規律。

　　事實上，金融危機對美國經濟的影響雖然很大，但現在看來，就實力對比而言，對于歐盟乃至全世界的影響并不必災害的發源地美國要小，美國第一大國的地位和根基仍然沒有動搖。美國制造業的絕對和相對的生產率都是國際領先地位，高等教育首屈一指，高科技、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等眾多領域具有世界地位，而且，作為一個政治、經濟制度非常優秀的國家，其危機的自身修復能力不容小視。這決定了我們的世界將在很長時間內仍然會是一個美元世界，歐元也好，人民幣也好，暫時還不具備叫板的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