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創新發展風風雨雨十五年，從TD-SCDMA的產業化到如今后續技術TD-LTE的正式商用，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作為親歷者、主要推動者之一，TD產業聯盟秘書長楊驊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歷盡艱辛之后，TD在中國有了一條完整的產業鏈，中國運營企業發展TD-LTE會得到產業鏈更有力的支撐。

　　TD產業發展經歷過三次困境

　　15年中，哪些是TD最困難的時候?

　　“2000年，在TD-SCDMA標準被國際電信聯盟接納之后，國內一片喝彩聲，但喝彩過后，大家都憂慮重重，覺得困難很大，無論是發起成立TD技術論壇還是開技術推廣會，沒有企業表示支持TD。”楊驊說，這是TD產業化路上第一個危機，也是之所以推動形成TD產業聯盟的時代背景。他說：“一定要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企業，大家共同攜手來干，在沒有運營商支持的情況下，企業間聯合起來推動。”通過上下游說，前后花了半年多時間，2002年10月30日TD產業聯盟成立。為了讓產業界對TD進行實質性投入，2003年在當時由國家發改委、原信息產業部和科技部牽頭成立的C3G領導小組支持下，TD產業聯盟專門召開了一次峰會，要求每個企業“一把手”參加。在統一了一把手思想后，通過大唐的技術開放和企業間合作，產業化進程終于開始。

　　“2003年到2004年間，大唐的資金鏈幾乎斷裂，這是TD發展中第二次危機。”作為TD技術的提出者，大唐也是推動TD發展的旗手。由于大唐在2000年10月剛完成從事業單位向企業單位的轉制，作為科研單位初入市場并不適應，同時還要對TD-SCDMA做巨大的研發投入，資金極度短缺。后來經過多方融資，以及政府規劃資金的提前到位，幫助大唐渡過難關。

　　“第三次危機是運營商牽頭的TD-SCDMA試驗局遲遲推不開。”楊驊說，“2005年TD-SCDMA的產品已經開發出來，需要通過一定的網絡規模驗證全程全網的狀況，考查TD-SCDMA是否真正可以獨立組網。”但原定于2005年下半年開始的TD-SCDMA試驗局卻推到了2006年2月才確定下來，時間進度耽誤了半年多。后來3個運營商分別在保定、青島、北京3個城市做了試驗網，證明了TD-SCDMA的可用性。按照計劃，之后應該是擴大試驗規模，一步步推向商用。“這時候TD-SCDMA又進入一個低潮，因為涉及由誰來運營TD-SCDMA。”最后在胡錦濤和溫家寶兩位領導人的關心下，啟動了中國移動支持奧運會的8城市建網。“中國移動的奧運試驗網絡，帶動了雙模終端的開發，也使產業鏈有了明確的產品發展方向，這是非常關鍵的一步。”楊驊說。

　　日前，中國4G牌照中TD-LTE牌照已經發給3家運營商，形成了單一的TD-LTE市場。但TD-LTE仍然面臨運營商的質疑聲，有的運營商在做網絡規劃和招標時更傾向于LTEFDD。“所以在現階段，TD-LTE仍然有很大風險，TD-LTE由中國率先提出，中國有責任把這個產業鏈推動得更加成熟，將市場應用發展起來。”楊驊說，“但如果推動市場的節奏掌握不好，對于TD-LTE產業的后續發展還是會有比較大的影響。”

　　形成產業鏈芯片終端尚有差距

　　“2000年建立了TD技術論壇，當時感覺到單一企業做不起來，需要更多企業參與。而我們真正清醒地認識到移動通信是一個復雜而龐大的產業鏈，是在2001年下半年。”楊驊說，“那時基站已經具備一定能力想進行測試，發現沒有終端可以配合，沒有終端芯片，這個時候才發現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產業鏈，開始考慮怎樣來建產業鏈，建產業聯盟很重要的想法就是通過聯盟逐步構建起一個完整的產業鏈。”

　　隨著產業的發展，TD產業聯盟一步一步壯大，產業鏈也逐步建成。“初期絕大部分企業是我們以引導說服的方式拉進來的，有的產業環節國內根本沒有，我們只能找一些覺得會有一定潛力的企業來，通過產業上下游的支持，把它構建起來。”楊驊說。

　　發展到今天，TD產業鏈已經比較完善。系統設備與LTEFDD系統設備的水平已經同步，但在芯片和終端上，尚有一定差距。

　　楊驊說：“我覺得存在差距的原因有幾點，一是我們原來在芯片和終端上沒有什么基礎，當時對芯片的認識只是停留在基帶芯片上，其他芯片都是進口的，后來對芯片的認識也在逐步深化。

　　“二是積累少，在終端上雖然有TCL、波導等企業，但他們的手機都是大板進口自己做殼，終端企業在手機芯片基礎上進行研發的能力也是沒有的。而當時系統設備通過程控交換機的一輪突破后，對GSM設備也進行了跟蹤發展，對系統產品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基礎更好一些。

　　“三是終端與系統設備有很大差別，系統設備是提供給運營商使用的，雖然運營商選擇基站產品時對質量要求是比較高的，但產品本身還存在某些不完善的地方，所以在網絡建設和后續使用中有機會逐步完善，所以設備企業的后續服務是非常重要的。芯片和終端就沒有這樣的機會，因為用戶要選擇手機，尤其在網絡運營初期，手機廠商要想其產品有競爭力，一定會選最好的芯片，所以市場對后進入的芯片企業要求更高更苛刻。

　　“四是國內配套產品沒有發展起來，器件的選擇上受到很大限制。進入智能手機時代，終端對于器件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國終端企業是后來者，在產品的品牌和規模方面并不占優，一些關鍵部件、供應緊俏的器件就拿不到最好的。比如處理器、顯示屏等等。

　　“最后一點就是品牌問題。我國很多企業在品牌建設的認識上還比較保守，長期定位在中低端產品，最終使品牌停留在中低端狀態，缺乏市場的回報使企業很難有較大的投入以得到更好發展。”

　　LTE知識產權分散

　　作為高技術產品，移動通信知識產權是一個產業的關鍵問題。“當時在組織成立產業聯盟，推動產業鏈合作時，很重要的一點是采用了知識產權共享機制。”楊驊說，“當時根據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企業的不同貢獻，知識產權是分成兩個層面來形成合作機制。一個層面是合作企業相互間是免費的，用以鼓勵最早承擔產業初期風險的企業;另一個合作層面是有償合作關系，因為產業要想發展好，必須對知識產權足夠尊重，否則會讓對知識產權貢獻大的企業得不到肯定，積極性下降。”

　　“但未來在LTE階段，知識產權分散趨勢比較明顯。而TD-SCDMA階段的知識產權只在少部分企業手中，他們希望推動大家共同發展，愿意將知識產權拿出來共享。在LTE階段，TD產業得到了很大發展，產業鏈相同環節的企業間差距也很大，不同環節差距更大，讓大家仍然以共享的機制來解決知識產權問題就比較困難了。”楊驊說，“過去能夠共享是因為聯盟所擁有的知識產權占據了主導地位，但LTE階段，聯盟雖然擁有一定的核心專利，但不是處于絕對主導。所以聯盟計劃通過企業間合作和專利公司市場化運作相結合的方式，解決未來LTE階段知識產權問題。

　　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促進TD-LTE產業和市場的發展，二是對知識產權進行保護，尊重知識產權的創新者，保護他們的應得利益。”

　　“知識產權問題對產業發展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如果處理不當，有的企業要求過高的專利回報，會限制其他企業投入TD-LTE的熱情。通過企業間合作和專利公司運作，一是加強國內企業的合作，二是增強國內企業專利防御能力。知識產權問題需要方方面面共同坐下來認真研究。”楊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