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TI和教育部簽署合作備忘錄時合影；

　　2000年，TI CEO譚普頓先生在上海交大實驗室門口和老師們的合影；

　　2009年，TI中國區總裁謝兵在冬令營開幕式上演講的照片；

　　2010年，100多所學校的老師們相聚一堂，在TI中國教育者年會上熱烈討論時的留影；

　　……

　　一位年過七旬的老教授在我面前緩緩地翻開相冊，一張張地敘說著當時的場景，和每張照片背后的故事。這位老教授是上海交大的陳健老師，也是最早一批參與TI“大學計劃”的教授之一。這次，他參加我們中美核心教授會議時還特地帶來了親自作的畫，說是為了感謝TI“大學計劃”對他教學和科研的幫助，以及TI為中國教育做出的貢獻。

　　記不清有多少次面對類似令我感動的人和事了，這讓我總是覺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2002年，我得知了一個激動人心的好消息，在重慶郵電大學的TI實驗室里，誕生了國內第一款CDMA手機。而這款手機就是基于TI OMAP平臺的，發明者正是當時負責重慶郵電大學TI實驗室的鄭建宏老師，現在他已是重郵信科這家擁有1000多名員工的高科技公司的總裁了。 他常跟我說：“我們信科的發展，就是從TI的DSP實驗室開始的。TI大學計劃對中國高校的教學和科研的支持是巨大的，促進了產學研合作。信科是學校科研成果產業化的一個典型例子。”

　　每逢這樣的時刻，我的思緒常常會飄回到2000年的夏天。那一年，我與TI結緣。

　　緣定“大學計劃”

　　1986年，TI悄悄地開啟了中國之路，而那一年也是我的一個新起點——加入中國惠普開始了自己的外企生涯。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一個電話，說TI要大力發展“大學計劃”，希望和我談一談。之后的談話打動了我，因為擺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含苞欲放的好項目：TI希望跟中國的大學進行廣泛合作，將TI先進的技術引入大學和科研機構。

　　如今這種回報社會、提升教育的做法也許平常，但在當時卻很不一般，TI于1996年即開始大學計劃，是外企中較早的。那時國家對教育的投入并不像現在這么大，高校的資源還都十分有限，學生甚至老師都很難有機會接觸到國際前沿的技術。這樣的背景使得TI“大學計劃”看上去非常有意義，是一種長遠的、有前途的做法，也讓我個人的職業生涯找到了一個很好的回報社會的方式。另外，我還有一點兒私心，做大學計劃意味著會接觸到許多教授，會經常到學校訪問，讓我重溫大學生活的點點滴滴，豐富自己的知識。

　　于是，2000年7月，我正式加入TI。當時TI在全國已經有20多所合作院校，這其中包括兩個技術中心：上海交通大學、清華大學。我接手的第一件事，就是對一批原有實驗室做了技術升級，而且將電子科技大學的實驗室升級為第三個TI技術中心。2000年11月，所有TI合作院校的老師都聚集在成都，參加了由我主辦的“2000年中國教育者會議”，并在這個會議中，見證了TI第三個技術中心的成立。自此，TI在華東、華北、及西部地區分別建立起了三大技術核心區域，三足鼎力，開始了TI大學計劃在中國高校快速進軍的步伐。我在TI的第一年就這樣“轟轟烈烈”地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