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當地時間1月26日，美國總統拜登發表年內首場經濟演講。當談及科研投入時，拜登說：“我們從世界第一跌到第九，中國卻從十年前的第八升到第二，一些國家正在迅速向美國逼近”。

在演講中，拜登夸耀自己力推的立法成果《芯片和科學法案》和全球芯片產業鏈重整行動。據媒體報道，美國、荷蘭和日本近期達成了一項關于芯片技術限制性協議，其中將包括但不限于先進制程的光刻機。

隨著國際政治的安全焦慮日益升級，中美科技博弈逐漸白熱化，政治力量高度關切技術與產業安全。本文原標題《以發展與安全的邏輯重估產業價值》，以國家安全的視角看中美科技競賽正在拉開帷幕。

俄烏戰爭終結了自90年代以來的經濟全球化，自由協作的全球產業鏈被撕裂，以安全為邊界的局部產業鏈正在重組；“和平與發展”的全球主旋律快速退場，“安全與發展”正成為各國政治力量的共識。

去年中共“二十大”正式提出“統籌發展和安全”，12月政治局會議要求，“產業政策要發展和安全并舉，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強”。預計，今年，結構性貨幣政策以及財政政策將投入更多資金到基于國防安全、國家競爭、技術封鎖相關的產業，以滿足“自立自強”的安全需求。

中美科技競賽正在拉開帷幕：中國煤炭、進口中東石油以及新能源構成的能源安全體系之于美國頁巖油氣、可控核聚變以及清潔能源，中國航空航天系統、5G之于美國NASA、星鏈以及計劃服務于國防部門的星盾，中國芯片技術自主化之于美國半導體產業回歸以及技術封鎖。

在此大背景下，市場將對航空航天、軍工、半導體、化石能源及新能源、高端裝備、通信及人工智能、專精特新等產業價值重新評估。以發展與安全并舉的視角重估技術產業價值，是未來五年或多年市場估值的主要邏輯。

本文從全球化的國家安全出發，提出基于發展與安全的邏輯重估技術產業價值，以及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實現國家安全與技術進步。

本文邏輯

一、國際政治的安全焦慮

二、技術產業的安全估值

三、全球時代的安全悖論

【正文7000字，閱讀時間20'，感謝分享】 

01 

國際政治的安全焦慮

安全焦慮，是當下國際政治的主旋律。

這輪崛起于90年代的失衡的全球化秩序崩潰于2008年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引發了美國政治生態兩極化，導致建制派勢力倒臺，經濟失序沖擊政治秩序，特朗普政府試圖打破貿易、技術、資本秩序。盡管拜登聯合激進派重新奪回白宮，并修復了美國與歐日關系，但大勢已起。新冠疫情引發的全球供應鏈危機以及國家制度之爭，俄烏戰爭引發的全球能源危機和地緣政治危機，將國際政治安全焦慮與國家沖突情緒引致高潮。國際秩序崩潰進入愈加敏感的地緣政治安全、國防系統及意識形態，脫勾斷鏈的能源、金融與商品貿易，更為廣泛的技術封鎖及技術獨立。國家沖突與政治力量正在推動兩大體系的形成，即去俄油氣的國際能源與金融體系，弱東亞的國際商品供應體系。美國、歐洲以及亞洲各國紛紛增加軍事投入與財政支出，實施保護法令和支持性產業政策，增強自身在國防、經濟、金融、能源、技術、數據以及地緣政治方面的安全。

近五年，全球主要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明顯政治化，即貨幣政策支持財政融資，財政融資支持產業政策，產業政策支持國家安全。

經濟學一般不支持政府使用產業政策，宏觀經濟學主張的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及其調節手段，也不推薦產業政策。過去，大規模使用產業政策的國家主要是日本、中國以及其它轉軌型國家，歐美國家的產業政策較少。但是，近些年，歐美國家財政政策明顯產業政策化，不少財政資金專門投入到能源、半導體、生物技術等產業，致力于技術產業回歸及本土化。

例如，美國《2022年降低通脹法案》涉及補貼或減稅資金規模達到3700億美元，目的是強化能源安全和戰略性產業回流，對受補貼企業提出了嚴格的國產化限制。

美國《2022年芯片和科學法》涉及資金總額2800億美元，包括為美國半導體制造業提供520億美元補貼和激勵措施，目的是重構全球半導體產業鏈，強化美國半導體產業鏈的技術領先和領導地位。要求受補貼企業，包括在美國投資的日韓企業，不再增加對一些國家的半導體產業投資。

臺積電在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投資了兩期工程，其中包括用于量產目前最先進的3納米制程芯片的工廠，合計總投資400億美元，為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案之一。美國政府為臺積電準備了一個聲勢浩大的“遷機儀式”，除了總統拜登親身赴會外，還有來自蘋果、高通、英偉達等900名政商界人士。拜登政府將其作為美國半導體產業振興的重要政績來安撫選民。

美國《2023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將國防預算提高到創紀錄的8580億美元，比拜登政府提議的還要高出450億美元。這8580億美元國防開支，除了增加軍人薪水、采購武器外，還包括新增的微電子和高超音速武器等新技術預算，為“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投入115億美元。另外，該法案還將阻止美國政府購買來自中國企業生產的芯片。不過，法案的最終版本對此放寬了限制。

俄烏戰爭引發了歐洲地緣政治危機和全球能源危機，大大加劇了國際政治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除了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以及其它亞洲國家，紛紛擴大軍事開支，投入更多的財政致力于國防獨立、技術自主、能源安全和產業本土化。

近些年，歐盟試圖通過全球統一最低稅率、減排政策推動制造業回流，但收效甚微。俄烏戰爭促使歐洲經濟結構“斷臂式”調整，全面去俄油氣，引發大通脹，導致歐元大跌、制造業及貿易急劇萎縮，反而加劇了歐洲制造業的外遷。

近期，法國國際關系研究所（IFRI）發表《歐盟工業戰略：協調競爭和地緣經濟挑戰》一文，分析歐盟在全球激烈的競爭背景下的戰略調整，包括歐洲工業戰略、去對第三方市場依賴度以及建立貿易預防機制（見中國發展出版社，《經濟參要｜歐盟新產業戰略：應對全球競爭和增強經濟韌性》）。

2021年5月更新的《歐盟工業戰略》，就繪制了歐盟戰略依賴關系及歐盟進口的5200種產品的依存度圖譜，明確了歐盟高度依賴的敏感領域的137種產品，占歐盟以外進口貨物總額的6%。這些產品中有一半以上來自中國，主要涉及稀土和關鍵原材料。歐盟的產業戰略試圖強化歐盟在重要領域的領先地位，包括航空航天和國防、電子信息、可再生能源等。

去年2月，歐盟公布了《芯片法案》，歐盟成員國計劃投入超過430億歐元用于發展芯片行業，以扶植本土芯片供應鏈，降低對美國和亞洲芯片的依賴度。歐洲在芯片生產中所占的份額從2000年的24%下降到了現在的8%，該法案目標是到2030年將這一比例提升到20%。

歐盟正在制定市場預防機制，用于保護關鍵資產、打擊第三方脅迫、平衡市場準入、解決安全問題等。不過，歐洲的經濟結構轉型挑戰不小，面臨能源和原材料匱乏、投資吸引力下降等問題。

作為歐盟核心國家，德國在能源危機中損失慘重，化工、汽車等制造業遭受產能打擊。去年11月，德國總理舒爾茨帶領豪華商業團隊訪華，為巴斯夫、大眾汽車等老牌德國企業緩解產能危機、擴大對華投資作政治鋪墊。在能源危機之下，中德之間存在相當的貿易互補性。不過，在德國政治內部，對華政策存在分歧。德國議會試圖通過限制性法令，包括投資審查、軍民兩用品出口限制，以減少對中國以及第三市場的依賴度。實際上，德國不會脫離歐盟的產業自主化及經濟安全框架。

這就是當今國際政治的安全焦慮。

02

技術產業的安全估值

安全議題，正在納入各主要國的政治及對外政策的考量中，也正在改變財政、產業政策以及技術產業的估值。

去年“二十大”正式提出“統籌發展和安全”，既要發展又要安全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主要路線。在“二十大”報告全文中，“安全”的詞頻91次，“發展”的詞頻239次。雖然安全的詞頻低于發展，但高于十九大的55次。未來五年甚至更長時間，安全指標在中國決策邏輯中的地位將持續增強。

安全的含義頗為廣泛，包括國家安全、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科技文化社會安全等。落實到產業領域，“在關系安全發展的領域加快補齊短板，提升戰略性資源供應保障能力”。

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要求，“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精準有力，產業政策要發展和安全并舉，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強”。怎么理解？

先看產業政策和科技政策，要求是發展和安全并舉、自立自強。預計明年，政府將持續增加關系國防安全、國家競爭、技術封鎖相關的產業投入，具體包括航空航天、軍工、半導體、化石能源及新能源、高端裝備、通信及人工智能、專精特新等產業。

再結合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貨幣政策要精準有力，往哪個方向精準發力提效，主要是高端制造業和技術領域。明年，政府將使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如技術創新再貸款、政策性金融性工具，加大財政專項資金的傾向力度，更大規模地投資關系安全自立的技術產業。

未來五年，發展與安全將成為技術產業估值的主要邏輯，市場需要對重要技術產業進行重新估值。

先看能源產業。能源安全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內容之一，而俄烏戰爭引發能源危機，大大增加了各國能源安全焦慮。缺油少氣的歐洲試圖短期內徹底擺脫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尋求能源進口多元化來增加安全邊界。印度在地緣政治沖突中兩邊通吃，趁機大規模進口廉價的俄羅斯石油。

美國能源供應以市場為主，頁巖氣革命幫助美國成為能源凈出口國。不過，近十多年，民主黨政府大力打擊化石能源，使用產業政策大規模補貼新能源產業。

勞倫斯·利弗莫爾國家實驗室（LLNL）便是聯邦政府資助的國家實驗室，LLNL實驗室進行的核聚變實驗耗資高達35億美元。可控核聚變的能量增益實驗給能源供應打開了“太陽”級別的空間。該實驗實際上模擬太陽環境，用強大的激光將氫氣加熱到1億攝氏度，超過太陽核心的溫度，并將它壓縮到大氣壓力的1000億倍以上，以觸發核聚變反應產生巨大的能量增益。如果該技術未來能夠進入商用并量產，全球能源格局將被顛覆，資本市場將重新評估全球各類能源的價值。

中國實施能源多元化路線，回歸煤炭為主體的能源安全體系，加大煤炭保供力度；增進與沙特的國際關系，增加在沙特的投資和中東石油的進口。中國政府在加大火電保供的同時，持續大規模投資補貼光電、風電、電車等新能源產業。對新能源的公共投資，包含國家能源安全的考慮。去年，新能源汽車在能源危機之下意外大豐收。由于去年遭遇煤炭石油價格上漲、電力緊缺，同時“驚現”新能源投資紅利，明年政府還將在煤炭、石油、電力以及新能源領域大規模投入。

接著看半導體產業。芯片被認為是技術“卡脖子”最嚴重的產業，同時也正在成為地緣政治的焦點和各國謀求經濟安全的核心力量。

過去，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大基金）投資金額超過3400億元，不過去年該公司成為了反腐風暴中心。盡管如此，中國政府不會動搖尋求芯片技術突破的決心和半導體自主化的路線。明年，政府可能推出半導體產業扶持計劃，通過補貼、稅收抵免等方式支持半導體制造企業，規模可能超過萬億。當然，半導體從誕生開始就是一個全球化產業，中國方面可能設法爭取韓國半導體企業的支持。

再看航空航天及通信產業。國家之間的頂級較量將移步太空領域，航空航天及通信安全在俄烏戰爭中被放大。馬斯克SpaceX的“星鏈”低軌衛星介入了這場戰爭，憑借其大容量、高通量等優勢發揮了重要的軍事作用。“星鏈”項目計劃建設4.2萬顆低軌衛星，在全球范圍內提供全天候、低時延的高速通信網絡。近期，SpaceX發布星盾（StarShield）項目，服務于政府、國防及情報部門。該項目將進一步加劇主要國家對低軌空域資源的爭奪。

在通信安全方面，華為5G的國際爭端延續多年。去年中國衛星網絡集團成立，將統籌、規劃和建設低軌衛星通信網絡。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都將保持航空航天及通信產業的高投入、強投資。

最后看互聯網及數據產業。在中國及全球，互聯網是一個市場化程度高的產業。但是，近年，互聯網平臺的數據安全問題被監管部門及社會公眾高度關注。馬斯克在收購推特后持續爆料推特在拜登兒子丑聞、特朗普封號等事件上的輿論操控記錄。在中國，數據安全尤其是數據跨境同樣被納入監管。中美兩國在數據安全監管方面的政策沖突一度還引發中概股集體退市危機。值得注意的是，對互聯網方面的安全需求，主要集中在監管上，而不是像新能源產業實施大規模的補貼與扶持政策，而更為廣義上的安全，實際上是產業發展與技術創新。

隨著大規模的結構性貨幣、專項財政進入技術產業，市場將以發展與安全的邏輯對這些產業重新定價。值得注意的是，短期產業估值將被基于安全的財政、產業等政策拉高，但其長期價值根植于企業經營、技術實力及產業發展之中。

那么，如何理解發展與安全的關系？

03 

全球時代的安全悖論

即便俄烏戰爭在明年結束，全球性的安全焦慮在未來數年甚至更長時間依然是左右國家外交、經濟與產業政策的主要邏輯。

安全焦慮源自國際政治秩序崩壞，而國際政治秩序崩壞源自2008年金融危機觸發的全球化經濟失衡。如果無法解決中央****及法幣統制經濟、資源要素（資本、勞動力）自由流動、經貿規則公平性三大問題，全球化經濟將反復崩潰于債務、通脹、匯率危機，長期低增長和貧富持續分化，無法為國際政治秩序提供穩定的經濟基礎。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浪潮難再起，國際政治與意識形態裂痕修復則頗為艱難。

歷史經驗表明，當秩序加速崩壞時，各國紛紛以國家安全為目的擴張軍力、集中力量和管控資源。不過，真正值得各國警惕的是，國家主義主導的安全政策未必能夠帶來真正的安全，反而可能加劇金融風險與政治沖突。上個世紀30年代，大蕭條觸發了世界安全閾值，主要國家采取以鄰為壑的貿易與金融政策，德日政府大力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大規模的公共資本投入最終試圖以戰爭的方式謀求經濟與安全回報。米塞斯和哈耶克曾對此行為提出過尖銳的批判。

在全球化時代，以安全為目的的國家主義存在明顯的“安全悖論”。全球化時代的國家組織，其自身缺乏穩定性，真正的安全來自于高速運轉與自發協作的全球化市場。正如陀螺，一個高速旋轉的陀螺尚存穩定，而陀螺一旦減速，尤其是以安全為目的的“急剎車”，反而擴張其風險。一個市場化國家內部也存在“陀螺”安全悖論，以安全乃至任何目的的強力經濟干預一旦引發宏觀失速反催生更多的不確定性。

因此，該如何理解以發展與安全并舉的邏輯？

安全的前提是發展，沒有發展安全無從談起，強力控制下的低水平的穩定實則暗流涌動。產業發展與技術才能構筑真正的安全邊界。

何為能源安全？通常被理解為能源供應，而能源供應規模建立在技術之上。中國頁巖氣儲存豐富，2021年新增探明地質儲量達7454億立方米，不過目前有技術能力開發的頁巖氣占比少。可控核聚變只需要極少的質量便可轉化為巨大的能力。該技術的原理是愛因斯坦的質能方程式E=MC^2，其技術難點除了高溫高壓，還有可控，即等離子體在有限的空間里被約束足夠長時間。可控核聚變的大規模商用將徹底顛覆人們對能源安全的傳統理解。

何為通信安全？星鏈將通信戰場遷移至低軌太空領域，以大容量、高通量、全天候、低時延、更廉價重新定義了通信安全。

何為芯片安全？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掌握芯片制造的所有技術，從國家主義的角度來看，沒有一個國家具備真正的芯片安全。芯片安全只能來自全球化市場，深度參與半導體全球產業鏈精細分工之中才能獲得真正的芯片安全。對芯片而言，發展即安全。

何為互聯網安全？數據安全當然是互聯網安全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互聯網技術創新及其帶來的經濟規模、就業、稅收以及消費福利，可以構建更加廣闊的經濟安全邊界。

那么，如何發展產業？如何創新技術？

在“新十條”發布的第二天，我驅車趕往東莞參加灣區科創論壇。我跟朋友開玩笑說，這個論壇打響了拼經濟第一槍。怎么拼經濟？到場的專家基本都在講技術創新。怎么搞技術創新？絕大多數發言者都講到技術安全問題（美國技術封鎖），同時都呼吁政府大規模投資技術、投資大型企業，只有一位專家講到需求端與消費的重要性，沒有一位專家能夠跳出技術產業看技術創新。

當然，這并不是說政府投資基礎科學和重大技術不重要，我想表達的是，我們需要正確理解技術創新。

峰會上，經濟學家樊綱講到美國制造業比重下降的現象。他解釋說，過去幾十年，美國制造業不斷地把廣告、設計等業務外包出去，制造業產值比重持續下降，服務業產值比重持續上升。但是，如果把外包出去的業務加回來，美國的制造業比重沒有下降太多。

很多人從空心化的角度去分析美國的制造業，產業轉移或許是美國制造業比重持續下降的原因之一。但我們不能忽略一個更為根本的邏輯：制造業持續精細化分工。實際上，任何一個國家，即便其制造業持續維持全球競爭力，制造業的產值比重均呈下降趨勢。這是由產業全球化分工的趨勢決定的。制造業將廣告、設計、系統研發、融資等外包出去，這是一個產業不斷全球精細化分工的過程，分工的結果是龐大的服務業崛起。

這里形成一個思路，從產業分工的角度去理解技術創新（而不是僅僅對制造業、技術企業的投入）。一個技術創新發達的國家，其或其高度融合的國際市場，服務業也定然發達。實際上，越發達越精細的服務業，比如貿易、金融、教育、高端商務服務業（設計、會計、審計、法律），反過來促進制造業和技術創新。

當今這個時代，任何一項頂級技術都是全球化產業分工與協作的產物。這是斯密定理決定的。

荷蘭ASML一臺EUV光刻機重達180噸，超過10萬個零件，由來自全球光學、有機化學、儀器儀表等眾多領域的5000多家供應商提供。最初，ASML需要一面非常平整的鏡子，他們找到了德國蔡司來實現，后者是一家光學技術公司，生產顯微鏡、眼鏡片、攝影鏡頭等。實際上，ASML的高要求又促進了蔡司的工藝進步。其實中國香港與大灣區也是一個典型例子。香港的貿易業、金融業為珠三角制造業提供貿易融資和技術融資，香港會計審計等高端商務服務業支持貿易和金融業。

跳出制造業和技術投資來看，全球化產業分工、金融業、服務業以及繁榮的消費是我們長期忽略的，這些恰恰是技術進步的土壤。我想表達的不是只發展服務業而忽視制造業和技術創新，而是技術創新源自消費繁榮、精細分工的國際自由市場。要注意，繁榮發達的消費，本質上是對人的卓越投資。實現國家強大、家庭富有的主體一定是強大的企業和個體。我們看不到一個企業與個體羸弱而國強民富、技術領先的國家。

發展即安全。這是全球化時代的安全觀。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足矣！

來源：智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