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尤小立

前不久，以最早引進SCI論文、引用率指標著稱的南京大學決定退出國際大學排名時，還有人將信將疑，揣測其中的微妙之處。

隨后，中國人民大學宣布不再為國際大學排行榜公司提供數據，加上早已先行一步宣布退出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行榜的蘭州大學，三所國內著名大學不約而同的舉措不僅沒有解除人們的疑惑，反而讓各種聯想甚囂塵上。

其實，面對公共性事件，公眾任何的反應都有其合理性。

各人的立場、角度不同，所發的聲音自然不可能相同。

如果僅止于維護自己一方的聲音，反對或指責別人的聲音，不僅不能平添正義感，反而顯得缺乏雅量。

就此而言，三所名校以不同方式宣布“退榜”后，贊同者以為是學術自信的表現，懷疑者擔心從此與國際隔絕，而允執厥中者則各打五十大板，都是可以理解的。

筆者一直以為，以大學現在的社會地位，其舉措能夠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和公眾的熱烈討論，實在是一樁幸事。

而在大學發展日趨板結、誰先動誰吃虧的情況下，能夠主動地尋求改變，這種勇氣更值得今天關注大學發展的人脫帽致敬。

三所名校“退榜”最直接的意義就在于破除“大學排行榜”的神話。

這些國際與國內的“神話”，還包括SCI、SSCI、CSSCI、中文核心期刊等等。

這樣說絕無質疑國際通行的標準和國際慣例之意。

因為類似的“神話”并非國際施予中國，主要是我們自己以“科學管理”“量化機制”的名義制造出來，作為“彎道超車”的所謂密鑰的。

在文藝作品中，“神話”是成就經典的要素，而在工作中卻可能成為惰性管理貌似合理的理由。

依據“大學排行榜”衡量大學管理或者管理大學，等于是疊加惰性。

正因為彼此勾連、相互銜接，讓這樣的管理模式持續了差不多二三十年。

在這個過程中，獲益者是制作“大學排行榜”的商業公司，失意的則是泡沫之下的中國大學教育。

用商業機構以營利為目的的“排行榜”來衡量非營利性的大學教育，其不協調之處盡人皆知，但何以大學還要樂此不疲地與之共舞，哪怕是吃了暗虧也在所不惜？相關大學評價標準參考“大學排行榜”的排名，當然是重要原因，但大學的公司化管理方式在與之相互呼應的過程中造就了管理惰性，其結果就是所謂惰性管理的常態化。

以“大學排行榜”的指標為準繩，看上去要做許多細碎而繁雜的工作，比如量化所有的工作內容，收集數據、填寫表格、匯總表格、審核和上報表格等等。

但這些工作都是程式化和重復性的，不具有創造性。

其特點是以簡單的指標引導復雜的學術活動和教育活動，以數字衡量大學發展水平和人的創造性，因而直接造成高校管理工作處于變相的數數字式的惰性狀態。

而習慣于惰性管理就必然唯數字是瞻。

換言之，管理者只需要盯著幾個自認為重要的數字指標，與此相比，其他問題都是小節，可以忽略不計。至于個體的人，則只能成為數字的背景板。 

從目前的討論看，不僅是“退榜”的三所名校，就是第三方專家也很難提供“退榜”的替代方案。

這一方面反映出長期的量化評價、惰性管理固化了人們的思維，限制了人們的想象力。

從另一方面看，要從“離不開”到“離開”，也不是說聲“退榜”就可以了結的。

因此，在有關三所名校“退榜”的公眾狂歡之后，第一件需要做的事，應該是排除各種情緒化的反應，還原相關舉措的本來面目。

客觀地看，無論是延續“破五唯”的政策思路，還是對“學術自信”的體現，三所名校“退榜”都只具有象征性意義。

因為有關舉措的內涵仍是模糊的，比如“退出國際大學排名”是否意味著南大也退出國內排名？“不再為國際大學排行榜公司提供數據”并不等于人家不可以根據公開數據繼續排名，這個排名人大認還是不認？退出一家世界大學排行榜的蘭大，對另三家知名世界大學排行榜是不是要網開一面？

另外，在出臺“退榜”政策時，各校也沒有擺脫傳統行政的習慣，就是先提出概念，再跟進實驗（踐），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建構出概念的具體內容。

所以，后續的實驗（踐）能否超越口號化、概念化，就成了“退榜”政策成功與否的關鍵。

但無論怎么說，三所名校的“退榜”舉措都應該是改變以提升數據為抓手的惰性管理，以及走出過去所熱衷的“排名學術”“評比學術”“戴帽學術”之誤區的一個契機。

由此入手，以開放的姿態，集思廣益，拓展思路，克服惰性的工作習慣，摒棄懵懂的觀望，從點滴做起，將具體的變化當成下一步改革的臺階，或更能讓人看到“讓教育回歸教育”“讓學術回歸學術”的希望。

（作者系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中國科學報》 (2022-05-17 第3版 大學觀察 原標題為《名校“退榜”是改變惰性管理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