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到郵電局打一個長途電話，少則一、兩個小時，多則大半天，甚至更長的時間，人們用“搖酸了手腕、喊破了嗓子”來抱怨電話的落后，如今，提起桌面上的電話、拿出口袋里的手機，一撥號碼，雖遠在天涯海角，卻已近在咫尺；三十年前，“程控電話”，這是多么陌生的詞語，如今卻時時刻刻陪伴在人們的身邊；三十年前，“一萬門電話”，這是多么龐大的數字，如今中國電話用戶卻有十億之眾。三十年，中國通信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變化得益于改革開放，得益于充滿改革精神的政策，得益于通信業脫胎換骨的改革。

　　一、從“無產階級專政工具”到經濟發展的起點

　　改革開放前，即使是很落后的手搖電話，也多是黨政軍機關使用，工礦企業也裝得少，普通老百姓家是不會用上電話的。那個時候，通信被看著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而不是將其作為組織生產和進行社會活動的必要條件。

　　而那個時候，在為中國改革開放設計宏偉藍圖的鄧小平同志就已十分關注通信的發展。1978年12月2日，日本友人池田一郎給鄧小平的信中，講到通信設備現代化應當放到首位。他即批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余秋里、谷牧、康世恩同志閱，并批示：“有些參考價值”。1979年1月6日，他同余秋里、王震、谷牧、康世恩四位副總理談經濟工作時指出，投資的重點，要用在電、煤、石油、交通、電信、建材上來。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找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研究規劃時說：“日本土光敏夫來中國訪問，我征求他對搞長遠規劃的意見，他希望把交通問題放在首要位置，尤其是郵電通信，這確實對整個經濟發展關系極大。”1984年2月24日，鄧小平在視察廣東、福建、上海等地回京后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中國發展經濟從何入手？先把交通、通信搞起來，這是經濟發展的起點”。

　　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多次對通信在發展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論述，打破了長期以來存在的通信是無產階級專政工具的觀點，充滿著他老人家鮮明的改革勇氣和實事求是的思想精髓，為中國特色的信息強國之路指明了方向。

　　二、國家實行扶持通信發展的政策就是改革

　　改革開放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滾滾浪潮顛覆了對通信的錯誤認識，黨和國家將通信列為國民經濟的重點明確要優先發展。1979年國務院批轉郵電部關于郵電管理體制問題請示報告的國發1979165號文件指出：“郵電通信是黨和國家的神經系統，是國民經濟的先行部門”“郵電通信是當前國民經濟中的一個短線，特別是市內電話更為薄弱，極不適應各方面的需要。為加速發展郵電通信事業，盡快改變我國郵電通信的落后狀況，必須充分發揮中央、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從此國家給予市內電話發展的初裝費政策。據有關統計，“七五”期間，我國市內電話年均增長20％，在全部投資中，初裝費大約占1／3左右，可以說初裝費政策是電話得以快速發展的重要保證。

　　1984年10月12日和12月1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和中央書記處分別就郵電工作作了“六條指示”，指出“郵電通信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設施和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在當今信息社會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須十分重視郵電通信的建設，優先發展，以促進整個四化建設。1988年6月10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鄒家寶同志在全國電信工作會議上提出電信建設發展要“統籌規劃、條塊結合、分層負責、聯合建設”的“十六字方針”。正是在黨和國家關于通信發展政策的扶持下，在各級政府和社會各方面的支持下，通信業加快了發展。如果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國通信業發展最快，落后面貌得以迅速改變，為通信業實現歷史性跨越打下堅實的基礎，那么黨和國家的扶持政策就是鋪就信息強國之路的不朽基石，而這基石則閃耀著改革的燦爛光輝。

　　三、脫胎換骨的變革真正解放和發展了通信生產力

　　體現改革精神的扶持政策只是外在動力，是不能一直僅靠著政策過日子。在改變落后面貌的艱苦努力中，郵電部門不斷地推出改革的措施，實行經濟核算制、承包經營責任制，激發內部經營活力。但是行政性壟斷總是與市場經濟不斷深入的需求期望格格不入。1994年中國聯通成立，這是引入電信市場競爭的第一步，是對長期以來封閉觀念的猛烈沖擊。1994年5月全國郵電管理局長會議分析面臨的形勢說，“通信領域出現競爭局面”，“國務院（1993）178號文同意組建聯通公司。競爭已成為一種客觀現實，要把競爭作為一種動力，以此推進通信發展和服務工作。”1995年1月，全國郵電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郵電部吳基傳部長提出，“面臨新的形勢，各級郵電部門必須牢固樹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通信現代化相適應的思想觀念。”但真正引入競爭、打破壟斷是1998年推進郵電分營之后，以信息產業部成立為標志，實行政企分開，加強電信行業監管，并于1999年進行電信業重組，才逐步形成幾大運營商獨立經營、相互競爭的格局。這期間，包括2002年原中國電信南北拆分、“大小網通”融合，電信業的改革在“摸著石頭過河”，直至2008年5月為改變電信競爭架構嚴重失衡，合理配置電信網絡資源，形成相對均衡的電信競爭格局而深化的電信體制改革。歷時十余年的改革，涉及利益調整，關乎命運前程，取決觀念變革，觸及多少人靈魂，引發多少人深思，今天用暴風驟雨來形容也并不為過。

　　正因為如此，電信運營業才在思維的變革、機制的創新、組織架構的再造、價值取向的重建等方面，經歷了從被動到主動，從淺層到深化，從探索思考到實踐感悟，從習慣壟斷經營的思維定式到遵循市場規律的競爭意識的深刻變化。與此同時，監管體制也在運行中探索，在實踐中提高。可以說是一場脫胎換骨、天翻地覆的革命，解放和發展了通信生產力。

　　四、運用市場機制的力量是通信業改革深化的突破

　　在市場經濟深入發展的大環境中，中國電信業的改革也從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向運用市場機制的方向轉變。1997年10月，剛剛回歸祖國的香港受到東南亞經濟危機的襲擊，港股連續大跌。就在這嚴峻的時刻，中國電信（移動）紅籌股在境外上市，不僅為穩定香港經濟作出貢獻，而且還開創了大型國有企業海外上市的先河，邁出中國電信業改革運用資本市場力量的第一步。隨后，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中國網通也先后成功上市。2006年12月，中國電信在實現主輔、主付分離，主業在境外上市的基礎上，以未上市部分的的核心業務和優質資產，重組成立中國通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這是幾家運營商在海外上市之后的又一成功資本運作，解決了原中國電信作為改革的母體，幾經改革留下的人員多、包袱重的問題，盤活了資產；同時，以股權換市場，與中移動、中聯通建立資本扭帶關系，實現股權多元化，受到國務院國資委的高度評價，說是“對大型國有企業輔業改制上市，盤活資產進行了有益探索，提供了成功的案例”

　　運用資本市場力量的改革，不僅規范公司治理結構和運作機制，提高各公司管理水平和競爭力，而且煉就了運營商們從沒有過的資本運作能力，同時還將造就投資者與消費者一體化的市場監管觸角。可以預見，中國電信業在境外上市的公司將會回歸內地，一方面促使上市公司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了解市場，按市場規律運作，提高贏利水平，另一方面，隨著國內民眾投資理念的成熟與創新，越來越多的民眾將成為通信信息業的投資者，同時他們又是通信信息業有型產品和服務的使用者。他們在關心產品、服務質量和價格的同時，也會關心投資回報。兩者在公司理性競爭與用戶理性消費中得到平衡。這種用戶投資心理和消費心理，通過資本市場會促進上市公司的良性循環。中國老百姓在得到對通信信息消費實惠的同時，又能在對通信信息產業投資的行為中，分享到通信信息產業發展的成果。這也許將成為發展潛力巨大的通信業通過資本市場帶給廣大公眾的利好預期。

　　五、通信業改革任重而道遠

　　當然，三十年來，中國通信業的改革遠不止這些。但是，中國通信業的改革仍然任重道遠。半年來，新一輪電信重組只不過邁出了“非常成功”的第一步，還遠未達到《通告》中所闡明的深化電信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

　　《通告》提出三大項配套政策措施中，就包含著許多改革的思路與要求。如大力支持自主創新，加強行業管理，采取非對稱管制措施，建立和完善相適應的監管體制等，還有如何使政府的市場監管與國有資產監管形成既有利于市場規范運作，又能保證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協調、互動機制；特別是醞釀多年的《電信法》還未出臺，而通信信息業又面臨加快信息化融合、轉變發展方式的要求，如何使通信信息產業發展在信息化融合時代，有一個完善、有效的法律環境，加快推進三網融合、避免重復建設，落實電信基礎設施共建共享等。

　　對于運營商而言，也有一個在重組后的文化融合中，旨在價值取向吐故納新和競爭意識以強補弱的觀念更新和改革深化課題。

　　所有這些，不僅要有改革創新的思路，更應有切實推進的勇氣。只有這樣，才能繼續為信息強國注入活力。